跟著錢走看民調

以上問題的核心為：民調製作的「金流」：範圍、來源、運用，以及民調成為營利事業與國家發展的微妙歷史連結。

影響正規民調委託費用的客觀因素為：樣本數、問卷長度、完成時間，以及是否有科學方法要求。主觀因素為：委託人、民調製作機構，影響力遠較客觀因素為大。
委托人的重大差別是：私部門或是公部門。前者的費用範圍有限，後者則因人而異，或許有可不斷上探空間。

民調套餐▪私部門委託價格有範圍

私部門就是民間人士或組織，如選舉調查的候選人、政黨、關心的中立機構…等。
民調製作機構對私部門的報價幾乎已形成固定套餐：
樣本數1067，問卷長度20題內，「實質」為非隨機/非等機率樣本，沒有任何科學方法要求，不做假，盡量做到分散性。可以代表所訪問的樣本，但不能推論為全體。
早期有幾家民調機構有40線以上，1天可以做完。現在人力難求，加上縮編可降低空間與督導人員等費用，已多改為2~3天做完。
以上套餐費用的報價為24~25萬元。

如果是在淡季，或與委托人有長期合作關係，可以打到對折。有幾家民調機構如果面對新手委托人，以上套餐會開到30~40萬元。
而小型與新的民調機構可再削價，我所知去年（2022）選舉調查最低的是 10 題內 8 萬元。當然這種價格是否會影響品質，需更多內部資訊才能知道。

議價招標▪公部門委託價格變化大

「近百萬費用」來源應是指公部門的委托人，就是政府，又分為2大類，第一為非學術性機關，廣布於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各部會局處。其次為學術性機關，主要為國科會和教育部。

非學術性機關案通常都是以「為民服務」名義委託，有時內容為選舉調查，但名稱上也看不出來，要「內行」的民調機構才能知情。委託方式以議價優先，公告招標為次。
當前勞務採購之公告金額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所以「標準套餐」的議價每案至少50萬元起跳，可至約148萬元。如果委託雙方比較謹慎，為避免「百萬」敏感一詞，通常以約98萬成案，可能就是金溥聰所說「近百萬費用」的原因。

如果是超過150萬的公告招標，有時會包括一些其他「爲民服務/政令宣導」的項目。我所知可達 400~500萬元，不過，勞務採購依據首長心理與風格，不乏將案件分割為各150萬以下，以便議價，也不易為外人所知。

8個月▪買民調、搞認知最後時段

金溥聰說每次總統大選前一年的6、7月民調往往都是最混亂，可以說是人類經驗直覺，暗合實證研究的結果。
人類往往認為別人很容易被改變，而自己很不容易被改變。實證研究發現，會改變的最短期間參數是8個月。所以在投票前的8個月前，是最熱門的「買民調/操弄民調、搞認知戰」的時段。

「買民調」的費用要看是買「戰術民調」，或是「假民調」。
「戰術民調」可能價格普普，也可能遠超過百萬以上。而「假民調」一定非常便宜，甚至可以免費。

正規民調內參▪戰術民調洗腦

「戰術民調」就是打認知戰，對象又分為2類：直接面對人民，或透過媒體。
直接面對人民是把民調作為「置入行銷」工具，採用民調形式做訪問，目的是洗腦，而非調查。不重視隨機性，樣本愈多愈好，所以費用很高。
不過，近10年由於網路與手機流行，「直接戰術民調」多改爲網路執行，且是「整體網路導流專案」的一環，調查完後，還有後續「標靶推播」，正如著名的「臉書劍橋醜聞」。

所謂「正規民調」，委托人不論是當事人或中立機構，通常都是「內參」，亦即作爲内部密件，甚至還簽有保密條款，不僅民調機構不得外洩數據，連委托人是誰都不得告知訪員。

而敲鑼打鼓公布民調的組織，固然有為公益、或為增加點閱率者，也存在企圖通過透過媒體、自媒體轉傳而製造認知的「間接戰術民調」。

「戰術民調」可能以譴詞用句製造誘導效果，也可能原始有做一份「內參」的民調，再調整數據公開發表。《看懂民調》專欄中，就曾經發現過可疑的例子。這種費用最多就是和一般民調費用一樣。

「假民調」就是以少報多，甚至無中生有。最經典的就是有1家大型媒體，由於財務根基穩固與各方關係良好，乾脆高調本身製作「假民調」，連委託的形式都省了，宣稱「本報民調中心」製作，但根本沒有民調中心，完全憑空捏造，只有業內人士知情。他們還利用大量免費報份，將「假民調」傳播給不會探究的廣大讀者。

民調從禁忌轉變為營利事業

民調從禁忌而轉變為營利事業的歷程，也微妙的反映了我國實踐「軍訓憲-階段性國家發展」的特色。

臺灣是人類史上唯一在進入憲政的那一天，沒有死人的典範。因為憲政的門檻很高，必須建築在過半人民的「經濟、教育基礎」之上，所以國父強調國家階段性發展，必須先經過「訓政」，培養全民經濟與教育，一旦過門檻，人民自然會向前走。

「訓政」是一種政治狀態的概念，就是仍有強人，但能夠以人民福祉為目標，奠定憲政門檻。全球民主國家都經過漫長、未察覺的「自然訓政」期，只有我國創造了人爲訓政的快速先導實驗。
「突然民主」非常危險，阿拉伯之春超過20年，仍然在互殺。但人類不可能永遠停留在「軍政訓政」，所以「訓政」的實施最關鍵。

唯訓政期間的各種顧忌，會產生「自我限制」的心理，凡沾「民意」2字的活動都被認為是種禁忌，那時許多人已知「民意調查」，但沒有人願意嘗試。

我觀察到經國先生啟動民主工程的趨勢，便於 1983年的增額立法委員選舉，在「聯合報」爭取，創辦了臺灣第一次選舉民調。

我在說服報社發起民調期間，有位同事，現在還經常發表重要文章的資深媒體人對我說：「統雄！你真搞民調，會被請進警總。」
結果民調預測的成果與眾不同，是各種分析預測中唯一準確的，彰顯了民意調查有益的一面，獲得當時負責言論、具備「開明與專制兩面性」的新聞局長肯定，反而頒給我一座金鼎獎。

民調爆發▪各類人物輩出

這個觀念預期上的大扭轉，成為當時政治文化「由訓政向憲政初步前進」的無聲展示，造成2個重大發展：第一、各部會開始主動尋求民意，大量發出有關選舉、與公共政策的委託或補助調查研究。第二、因應市場需求，幾年內從零而出現許多民調機構。

當時還有一家舉足輕重的媒體，或許是「訓政式自保」，在聯合報宣布要創辦民調後，發表評論主張不宜，並宣布未來不會辦理。但在我獲獎不久後，就成立了民調中心。

當時政大連年獲得大型補助，幾位領導老師取得了前瞻共識，成立了「政大選研中心」成為重要的標竿機構。
同時，臺大的幾位老師也獲得了相同的補助，但沒有集中運用，隨著物去人非，現在已煙消雲散。

當初有一些媒體與大學成立民調中心，原始有公益目的，但隨著社會變遷，很快變成「利潤中心」，承受自負虧盈的商業壓力。

公部門若能正確使用民調協助制訂公共政策，實為很有「價值」的工具。但若流為給樁腳的補貼的「價格」儀式工具、甚至作為網軍使用，反而造成危害。
如果出現「戰術民調、假民調」作為不中立的宣傳使用，甚至作爲個人關係的酬庸，實為浪費公帑；若因此作出錯誤政策，比私部門的「假民調」危害更大。

尤其在學生時代接觸過民調，後來擔任地方與中央政府首長者，更懂得如何操作民調。當前正有一家與政治首長關係密切的民調集團涉入弊案，所謂集團，是指因應不同案件而開了不同名稱的民調公司，與配合「爲民服務/政令宣導」的傳播公司，因為政商關係牽連太深，而被刑事起訴，刻在審理中。

選民擦亮眼▪科普拉一把

面對「買民調/操弄民調、搞認知戰」的現實，閱聽人如何注意？
這就是《全民查假會社》推出《看懂民調》專欄的原因，因為民調實務有200多項問題，無法一蹴而幾，所以逐步漸進、分項討論，歡迎閱聽人注意。

同時有3篇科普文，可以最精簡的方式，協助閱聽人快速認識民調實務、與「假民調」的大體輪廓，敬請參考，連結請從文末資料來源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