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民調」的來源：當事人/委托人

「假民調」的來源，第一個就是來自當事人或委托人的要求。

當事人或委托人為了個人或組織的利益，要求民調機構製作一份「假民調」，可能完全虛構，也可能真作幾份，大部分自行填寫對自己有利的資料。
也有是真做了，但數據不符當事人或委托人期望，最後公開的報告書就改爲假數據。

曾經有位名人，要求本文作者以「民調報告」為名，為他寫一份宣傳稿，不必真做，等於付我一筆寫小説的費用。
我婉謝了。但日後我發現當時很著名、現在已經結束的民調公司為他做了這項服務。
這類事件，不是聽說，是持續發生、親身經歷的事實。

「假民調」的來源：民調製作機構

有幾家媒體和民調機構，本身和政治或利益組織密切關係，等於是外包的行銷部，有主要客戶，並不在乎真的民調業務，專業製作「假民調」的可能性就提高。

有1家大型媒體，由於財務根基穩固與各方關係良好，乾脆高調本身製作「假民調」，連委託的形式都省了，宣稱「本報民調中心」製作，但根本沒有民調中心，完全憑空捏造，只有業內人士知情。他們還利用大量免費報份，將「假民調」傳播給不會探究的廣大讀者。

多數坊間民調機構，還是扮演被動配合的角色。主因就是營運壓力。
各民調機構多年來已形成一個公開牌價。大家幾乎都用同一個電話調查系統，由系統內建程序綁死研究方法，最後變成純勞力競爭，利潤很薄，只能不斷削減成本、亦即降低素質。

我曾受聘擔任一家民調中心的顧問，數據開始出檯後，委托人暗示不滿意。我向委托人解釋，不可能更改。
中心主管就把我請到密室，客氣問我：「吳教授，你要把我們害死嗎？」
於是我就辭謝擔任顧問。該民調有沒有變成「局部假民調」？我也無從得知了。 

民調業務大致分為公共事務民調和市場調查，如果只作公共事務調查，在選舉年可有利潤；若在淡季時，除非有基金支持，售價有可能打到對折。

所以，當前營運良好的幾家，都是市場調查占高比例。

如果接到打折的案件，民調公司很可能會對訪員做「包案制」、就是以訪員呈報完成的樣本數量付費；相對的，「包時制」的成本就較高。同時關掉「監察系統」，也就是閉一隻眼，放任、甚至鼓勵訪員以無報有、以少報多，等於「稀釋型假民調」。

「戰術民調」不一定是「假民調」

「戰術民調」（請參見2022.09.12《看懂民調》解說）如果是無中生有，是為「假民調」。

但有些競選公司，瞭解廣告理論，把民調作為「置入行銷」工具，採用民調形式做訪問，只不過目的是洗腦，而非調查。不重視隨機性，樣本愈多愈好。
民調公司接到這種案子最開心，不必寫研究報告，但要寫行銷效果評估，以便行銷顧問因應改題。這種民調基本上是不公開的。

不過，近10年，由於網路與手機流行，「戰術民調」多改爲網路執行，且是「整體網路導流專案」的一環，調查完後，還有後續「標靶推播」，正如著名的「臉書劍橋醜聞」。

「假民調」的來源：制度文化因素/公資源製作的民調

根據各部會的預算，公部門所自行執行、委託、或補助的民調年度總費用，可能遠高於私部門的規模。
「公部門」自行執行調查者，主要為各級主計系統。
委託、或補助的民調，又可分為2大類，第一、學術性調查，主要來自國科會和教育部。
第二、政令性調查，則廣布於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各部會局處。通常都以標案或議價方式發包，每件標案，都在市場牌價4倍到20倍之間。若能正確協助制訂公共政策，很有價值。但若流為給樁腳的補貼、甚至作為網軍使用，反而造成危害。

學術性調查通常對報告的統計能力要求較高，甚至要能檢定多變項模型，基本上由學者擔任主持人。
而政令性調查的報告，全部只要百分比，但如何在各方強力競爭中取得標案，另須特殊的能力，所以幾乎都是由業務人員擔綱主持。

主計調查

主計處的職責為各種國家統計調查，並有許多專職調查員。
主計單位曾經做過內控報告，有一次對某項家計調查做第二次複查，不幸發現，沒有調查而偽填的比率竟超過一半。唯內控報告，公開可見者不多。

主計處是非常專業的機構，所以會實施「插足技術 foot-in-the-door」，亦即事前預約訪問。
本文作者曾有一次接到預約，因為我從事民調工作，體恤訪員工作不易，所以特別請假在家等候訪問。不料訪員根本沒有在預約日連絡，我意外也成為「假民調」中的一個樣本。

主持人參與因素

本文作者在1983年的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推出臺灣第一次選舉民調。而之前已有5種選舉預測法：
國民黨的組織動員、沙盤布局法。
商業與地方實力人物的金融動員法。
黨外的檳榔攤樁腳法。
媒體的野臺估人頭法。
政論家的政治觀察法。
結果，民調法與其他5種方法的預測結果完全相反，只有民調法預測到臺灣史上號稱最大黑馬選舉「Seven Up」的臺北市選舉結果。

當時還是戒嚴時期，凡沾「民意」2字的活動都被認為是種禁忌，那時許多人已知「民意調查」，但沒有人願意嘗試。本文作者在「聯合報」創辦民調籌備期間，有耳語說，我會被請進警總。但因預測的成果與眾不同，彰顯了民意調查有益的一面，獲得當時負責言論的新聞局宋楚瑜局長肯定，反而頒給我一座金鼎獎。

這個觀念預期上的大扭轉，成為當時政治文化「由訓政向憲政初步前進」的無聲展示，造成2個重大發展：第一、各部會開始主動尋求民意，大量發出有關選舉、與公共政策的委託或補助調查研究。第二、因應市場需求，幾年內從零而出現許多民調機構。

當時民調人才較少，一位頂大統計系的前輩老師，形象優雅和善，獲得許多研究案。
他把他的代表作寄給我，是一項以全臺灣地區為對象的「函訪」政治調查研究，第一頁寫著：本研究回收率高達97%，是一項正確性非常高的研究。
我讀了以後非常難過，因為我知道，他不僅沒作這項調查，也可能沒有做過任何調查，他名下的研究，無法排除不乏「假民調」。

我後來到大學任教，在各大學都看到了相同的原因：老師把研究案丟給研究生，自己沒有到第一線參與實務。
根據「函訪」調查實務，不論是我的主持經驗，或國外研究報告，對象即使是內聚力極強的小團體，回收率也難以超過60%；對象如果是公眾，如臺灣地區，沒有「酬賞」的回收參數是0.5%~5%。若擬以回收率高達97% 證明民調很正確，適得其反的證明了這是「假民調」。

但是沒有經驗的研究生並不知道，發現回收率超低，怕被老師罵，更怕畢不了業，於是就自己填寫。而老師從沒有參與實務，所以也不知道，反而很開心。

我曾獲教育部遴選，代表私立大學，與各頂大合作一項以「電訪」民調為基礎的大型研究案。
發現除我之外，沒有其他老師到過民調中心。我是臺灣第一位電訪訪員，深知如果自己沒有打過電話、經驗過現場督導的事務，很可能無法理解調查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突發狀況，也沒有解決的備案。
而更沒經驗的研究生，如果做出錯誤的反應處置，有可能產生非故意的不實民調，而這種現象，仍在持續發生。

學術資源分配造成扭曲

愛因斯坦的合作研究者破道斯基(Boris Podolsky )曾經一語道破：追求學術，常常會變成「追求看起來像學術的利益」，古今中外相同。

公資源發放的研究經費大致合理，較不會發生民間民調案，因為砍價而偷工減料的情形。尤其是頂大拿到的經費，高比率相當充裕，從往來熟悉的老師可知，甚至常有節餘，還要想辦法核銷。這種優勢理應不必生產「假民調」，卻出現了制度的誘導。

為了取得高資源，就必須要先成為「學霸」，而當前臺灣要被認定為「學霸」，只有1條路：比「論文數」。於是為了「衝數」，論文內容反而變成次要。

我曾接到一個「網路成癮」的調查研究案，在文獻研究階段，我們選擇了國內相同主題、引用率最高的1篇論文作為核心文獻之一，作者是2所頂大的2位特聘教授，成果是一個極精美的多變項模型。
我們以他們報告的方法，加上各種改進，完全沒有辦法複製出該模型，且差得非常遙遠。而我們的樣本比前2位多數倍，按照統計的「大數法則」，小樣本可作出的模型，大樣本反而作不出，是比較罕見的。

事後，該2位特聘教授經由國科會，發函給學校，要求把這篇碩士論文下架、改爲不公開。學校暗示我照辦。
我避免學校為難，就直接去函國科會，請國科會舉辦1場研討會，邀兩造發表雙方論文。此後，就沒有進一步回應了。

該文獻所建構的模型，非常精致，沒有經驗的研究生是否能做到？其實是個有趣的問題。那2位特聘教授最近退休，應該是可以公開思考的時機了。

類似案件不少，造成一位頂大前校長無法續任，也是牽涉數億經費的研究案，似乎愈高的資源，反而愈容易誘發假民調、假資料。
論文的審查文化，也會造成許多「假民調」，進一步形成學術資源浪費。

「假民調」的防治，最理想的是自律，其次包括讀者的辨識能力、資料透明與共享機制，最後就是司法訴訟。
「假民調」是一個「症狀」，但真正的「病理」是我們法律的基礎結構，仍未完全融入資訊社會、網路與大數據時代的特性。要治本！更要前瞻超越！我們應盡速推動數位時代「言論自由、資訊流通、自律優先、平臺安全」四項平衡的整體立法架構。
敬請參考「全民查假會社」的《媒體識讀》專文：「假民調的防治與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