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民調」防治：自律

自律包括：民調機構的防弊機制與主持人的自我提升。

民調機構的標準設施包括「觀察室」，內有可觀察作業全場的大鏡子，以及「監察系統」，就是可以監聽以及錄音任意1線訪問的設備。
個人委託案，或許不便開放他人參觀。
但有些公益調查，尤其是事後召開記者會、宣傳結果的調查，既然要公告周知，其實更可以預告調查時段，並發參觀證，以表現透明真實。

長期以來，統計系的老師常不做實務，而做調查實務者，大多數過去沒有機會瞭解統計原理，只是會操作電訪資訊系統。

當前幾乎所有民調都是使用玉瑪電訪系統，其「抽樣誤差」計算過於簡化、且無法修改，也幾乎必定是錯的（請參見2022.08.08《看懂民調》解說）。但迄今罕見民調機構針對實況重新計算後再報告。
這個電訪系統上還有很多問題，如「配額法」易被誤解為「隨機法」（請參見2022.09.12《看懂民調》解說）…等，不一一贅述。都可能形成「非故意而不實民調」。

我曾經和玉瑪公司討論過，他們表示，因為客戶已無成長空間，且軟體開發環境改變太多、太快，無法修改，短期內已難再推新版。只有靠民調機構本身願意自我提升，執行人員願意主動進修；則一些系統上綁死而容易錯誤的重大項目，如「抽樣誤差的誤差區間」估計，是可以靠人爲計算而更正的；也可以關掉「配額法」的預設，而實行正確的「隨機法」…等。

「假民調」防治：讀者的辨識能力

讀者最需要建立的基礎辨識能力，就是「民調不能只看數字，要問數字是怎麽來的？」「民調數字是可以推論全體？還是只能反映受訪者？」

「全民查假會社」所製作的《看懂民調》系列，應可提供讀者相當多辨識服務。
唯民調包括：「抽樣、測量、訪問、分析」4大領域、200多個主題，與更多進階子題，不可能一蹴而幾，只能漸進理解。

「假民調」防治：資料透明與共享機制

資料透明與共享機制，同時可達成含蓄的審查功能、甚至發揮共同為人類創造新知識的效果。不僅防弊，更能興利。

本文作者在「聯合報」創辦選舉民調時，當時的「黨外中央後援會」由謝長廷代表質疑調查的真實性。
我在徵得報社同意後，帶著訪問資料，請長官陪同，一起去拜訪謝長廷，請他檢查原始資料，並請他就資料提出任何問題。謝長廷後來在一篇文章中，也記錄了我們的拜訪，使臺灣第一次民調、同時就建立了「資料透明化」的基石。

我在美國喬治亞理工「系統工程」學院（系統工程的核心能力為「應用統計+管理資訊系統」）擔任客座的時候，受邀對全院做一項研究報告，院內論文主審是國際知名教授 Dave Goldsman，國科會曾經請他來臺擔任講座。
Goldsman 教授到我研究室來，開口就要求看原始資料。原因有二：
第一、    隨機抽選1批資料檢查，就可以知道，是否和我報告的研究方法相符。
第二、    跑幾支代表性程式，就可以知道推論的邏輯是否正確。
只要資料真實、方法正確，理論建構就是各人的詮釋能力了。

美國《大學排行榜 College Rankings》的「系統工程」領域，長期都是喬治亞理工排第一。本文作者並不迷信排行榜，但也認同其參考價值，喬治亞理工的「內審比外審嚴格」文化，應是喬治亞理工獲得聲譽的原因之一。

本文作者刻正擔任中研院「家庭動態調查」計畫中的1篇論文審查，這是國家非常重要、長期投入的計畫。該論文發現如屬實，可能可以實證支援歷史上不少重要的哲學性假設，如經典級的「媒體即訊息」論。
但其中有一些數據始終存在困惑，用文字交換意見，很難釐清。所以我建議中研院舉辦一項工作坊，將資料直接在會中檢驗。如果能夠獲得採納，未來不僅減少數字困惑的問題，更可比照喬治亞理工經驗，開創多元協助的知識創新。

衛福部、主計處、中研院、政大選研…有部分民調資料開放共享，我有一些學生也受到助益。更可消除不少私立大學為經費所限，有些研究生沒資料而做「假民調」的情形。

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條-5規定，「研究報告」為「政府資訊之主動公開」項目，故各部會與公立研究機構的委託案、補助案、政令標案或議價委外民調案，均應依法落實公開完整資料！

在「私部門」方面，委托人與民調機構簽保密條款的很多，不能要求所有民營機構公開私契約。
國外有一些民營機構或收政府補助調查的大學，已願意開放無保密契約的資料共享，臺灣的私部門應也可參考。尤其是還召開記者會、宣傳結果的調查案，更應該主動公開完整資料。

「假民調」防治：司法訴訟

日前基隆市長參選人謝國樑認為一家民調公司製造「假民調」，而提起民事訴訟，基於2項原因，判決謝國樑敗訴。
第一、訴求該公司民調與其他民調不同，並不能證明民調公司做假。第二、原告訴求侵害名譽權，但這項請求必須基於『真正惡意原則』，而原告與民調公司過去並無交集，難以證明存在『真正惡意』。
前文已述，委托人與民調機構都存在合作互動關係，不可能自證作假。如果類似本案的條件，以及採用本案的訴訟方向，未來要告「假民調」，可能都是敗訴。

本文作者所知的「假民調」疑案中，只有前述那家高調報社的「報社民調中心」，有客觀證據可以查證。包括：依據該報社的平面圖與室內照片，是否有民調中心？檢視宣稱調查日的電話記錄、依據財稅資料觀察訪員薪資發放記錄，如果以上皆無，則產生合理懷疑，可有理由提請法院調閱調查訪問的電子記錄、主持人與訪員的述職…更可證明該報社是否為無中生有的「假民調」?
當前法律沒有針對民調處理的條文，但消費者保護類法律則有，以上若可證明該報社所提供之產品服務不實，則對消費者造成法定傷害。
另該報社還曾經偽造PS的人身攻擊照片、發文指稱喝農藥可以治病，疑觸犯誹謗罪、食藥法。這些案例一起包裹訴訟，如運氣好，遇到一位願意了解專業知識技術的法官，或許有勝訴的機會。

這家報社爲何能夠長期高調作假？是否有結構性因素？有待政治研究專家分析。

要治標．還要治本．更要前瞻超越

當前除了選舉民調外，其他主題的民調，在調查方法上已經以「網路民調」為大宗。
有幾家民調公司，已經涉足「網路導流」業務。而有本業並非民調的行銷廣告公司，也承作以網絡民調為形式的「網路導流」。
這些機構未來如果逐漸壯大，又和大型平臺結合，難保不再發生類似「臉書劍橋醜聞」事件。

「假民調」是一個「症狀」，但真正的「病理」是我們法律的基礎結構，仍未完全融入資訊社會、網路與大數據時代的特性。
要治本！更要前瞻超越！我們應盡速推動數位時代「言論自由、資訊流通、自律優先、平臺安全」四項平衡的整體立法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