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秉儒（資深媒體人）

一場台北市長民調，被質疑樣本綠大於藍，負責這次民調的戴立安跳出來嗆聲：「質疑的人是不學無術」。

「信民兩岸研究協會」於9月22日公布的台北市長民調，才剛出爐，就在政壇與網路論壇炸開了鍋。

原因其實不難理解。

這份由信民兩岸研究協會委託戴立安負責問卷設計與分析、並由畢肯市場研究公司執行電訪的民調顯示，蔣萬安支持度41.7%，沈伯洋40.5%，雙方只差1.2個百分點；在95%信賴水準下，這份調查合併樣本的最大抽樣誤差為±3.0%，因此這1.2個百分點的差距，顯然不能被解讀成誰已經取得明確領先。這次調查共完成1,076份有效樣本，其中住宅電話752份、行動電話324份。

真正引發爭議的，反而不是41.7%與40.5%這兩個數字本身，而是樣本中的政黨傾向。

這份民調公布的資料顯示，泛綠為37.5%，泛藍為28.4%，另外白營為5.4%。戴立安自己也承認，這次民調的藍綠傾向比例都比較高，但他認為這代表選情熱，而不是所謂「藍營抽得少、綠營抽得多」。

問題也就從這裡開始。

有人質疑，台北市一份民調怎麼會抽出泛綠37.5%、泛藍只有28.4%的樣本結構？這樣的結構，會不會影響最後的候選人支持度？

這個問題，可以問。

但它不能直接被簡化成「泛綠比例比較高，所以這份民調就是偏綠」。

因為政黨認同本來就不是性別、年齡、戶籍、教育程度那種具有官方母體比例的基本人口變數。民調可以依照人口統計資料進行加權，卻不能簡單地先替台北市設定一個「真正的藍綠比例」，再把受訪者的回答硬調成自己認為應該有的樣子。

換句話說，政黨認同是受訪者回答出來的政治態度，而不是戶政資料庫裡的一個固定欄位。

戴立安因此認為，拿政黨傾向的比例來質疑民調，根本就是不懂民調。

這句話，我倒覺得可以再想一想。

因為「政黨傾向不能像性別、年齡、戶籍、教育程度那樣，直接拿既定的官方母體比例作為一般人口加權基準」，是一回事；「因此這個樣本結構就完全不能被質疑」，又是另外一回事。

真正專業的問題其實是：為什麼這一次抽出來的樣本，會呈現37.5%泛綠、28.4%泛藍？

這個分布和過去相同調查方法所得到的結果相比，是正常波動，還是特殊現象？

住宅電話與行動電話的樣本，在政黨傾向與候選人支持度上有沒有差異？

人口統計加權之前與加權之後，候選人的支持度分別是多少？

這些問題，和「你是不是把藍營樣本抽少了」其實不是同一個問題。

更重要的是，既然民調機構已經說這是依照專業抽樣與人口統計加權完成的客觀調查，那麼把抽樣架構、加權方法以及主要交叉資料公開得越完整，反而越能讓外界自己判斷。

而不是靠一句「質疑的人是不學無術」就把問題關掉。

畢竟專業最好的證明，從來不是叫別人不要問。而是把資料攤出來，讓別人問。

至於「台北市是不是藍大於綠」，也不能一句話講死。

如果回頭看歷屆台北市長選舉，台北確實曾長期由國民黨候選人取得市長寶座，但2014年柯文哲以57.16%當選，2018年更形成柯文哲41.05%、丁守中40.82%、姚文智17.29%的極為接近競逐格局。換句話說，台北市的選舉結構並不是一條永遠不會變動的直線。

所以，拿過去的選舉結果直接當成今天民調的「標準答案」，同樣不嚴謹。

但反過來說，如果今天一份民調呈現出與過去選舉結構明顯不同的樣貌，那麼問一句「為什麼」，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這正是民調專業與政治攻防之間最容易擦槍走火的地方。

還有一個更有意思的地方，是這份民調裡面的「支持度」與「看好度」。支持度是蔣萬安41.7%、沈伯洋40.5%，幾乎貼在一起；可是問「誰比較看好當選台北市長」，蔣萬安卻是57.8%，沈伯洋只有21.3%。

這兩組數字看起來很矛盾。其實未必。

因為「我支持誰」與「我認為誰會當選」本來就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一個人在問自己的選擇，另一個人在問自己對整體選情的判斷。

一個人完全可能回答「我支持沈伯洋」，同時認為「蔣萬安最後還是會贏」。

因此，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這兩個數字互相打架，而是：當受訪者把自己的支持選擇，與對最後結果的預期分開回答時，這中間究竟反映了什麼？

是個人支持與整體選情判斷的落差？

是所謂的「口袋裡支持」與「腦袋裡預測」分離？

還是單純代表這場選舉現在仍然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

這些，都比一句「台北已經五五波了」有意思得多。

更有意思的是，這份民調公布之後，媒體與社群立刻開始出現「蔣沈五五波」、「沈伯洋追上蔣萬安」、「勝選氛圍」等各種解讀。

於是，民調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循環：民調測量選民。媒體報導民調。選民看見民調。選民重新思考選情。下一次民調再測量選民。

到了這裡，民調就不再只是一支拿來測量溫度的溫度計。它也可能成為影響大家如何理解「現在到底有多熱」的那個東西。這才是我真正覺得值得討論的地方。

至於委託這份調查的「信民兩岸研究協會」，其背景當然也可以被檢視。

理事長黃清龍公開身分即為媒體人與信民兩岸研究協會理事長，過去也曾與曹興誠共同出席公開活動，包括2024年海外港人籌組香港議會相關活動。所以外界會因此產生「機構效應」的疑問，並不奇怪。但是「委託單位存在政治背景或公共立場」，和「因此這份民調被操弄」，中間仍然隔著一段證據距離。

前者可以查，也確實值得查。後者則必須拿出證據。

不能因為委託者的政治立場不同，就直接判定數字是假的；同樣也不能因為執行民調的是知名民調專家，就認定數字一定沒有問題。

說到底，民調不是神諭。它只是一次特定時間、特定抽樣方法、特定問法下所得到的統計結果。它可以有方法上的限制，也可以有抽樣上的誤差，更可能受到訪問方式、拒訪率、樣本結構、加權方法與問卷設計的影響。

所以我反而覺得，這次最沒有必要做的，就是急著替這份民調判生死。它到底準不準，現在沒有人知道。真正能回答這個問題的，是後續更多次、不同機構、不同方法的調查，以及最後真正的投票結果。

但有一件事情，我倒是很確定：「民調可以沒有錯，但民調沒有神聖到不能被質疑。」

有人質疑樣本，不代表他一定不懂統計。有人替民調辯護，也不代表他一定在操弄選情。最好的做法，其實很簡單——把抽樣方法講清楚，把加權方式攤開來，把交叉資料公布出來。然後讓數字自己說話。

因為真正經得起檢驗的民調，不應該害怕問題，反而應該歡迎問題。

至於這份民調最後會不會和實際投票結果出現巨大落差？那就留給時間。

畢竟民調再漂亮，最後真正會寫下答案的，從來不是電話那一頭的受訪者，而是投票日走進投票所的人。

核稿／責任編輯：林立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