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聞已成數位傳播時代各國共同的噩夢，其中臉書（已更名為Meta）公認是假新聞氾濫的推手。但作為擁有全球至少30億用戶的社群巨無霸引起的爭議尚不止此。在《華爾街日報》的臉書檔案報導裡，Meta為了增加營收，其演算法以熱度高低為塗鴉牆呈現的順序，直接促成了偏激、煽動性言論的散播，並助長印度的宗教衝突及仇恨言論，亦成為人口販賣流通的管道，且在疫情期間成為醫療假新聞的集散地、而2018年平台40%流量來自於剽竊的內容。旗下的Instagram則影響青少女身心健康，造成其對體態的焦慮或厭食症。

在網際網路發展3世代後，我們意識到除了數位紅利外，數位之惡總與善相伴而生。既然我們已不可能反縮回類比時代，必須思考如何限縮數位之惡。

Meta自從劍橋分析事件（Cambridge Analytica）後刻意強調其為科技業者，平台中立，同時積極扶持第三方內容查核團體，協助其過濾貼文，甚至成立獨立監事會，營造透明、問責形象，避免淪入管制命運。

然而吹哨者在英、美兩國國會的證詞及監事會發表的譴責聲明顯示自律僅是話術，第三方查核機制亦無法導正數位之惡，立法管制為僅有的選擇。美國民主黨籍Amy Klobuchar參議員提出「平台競爭與機會法」，規定併購業者必須自證未造成不公平競爭，否則不予核准。如通過，Meta可能面臨whatsapp和Instagram被拆分的命運。另有呼聲要求廢止《電信法》230條款，解除平台業者的免責條文，並將社群平台視為公共媒體，因其便利性及必須性，且涉及公共利益，比照廣播模式規管。

台灣在這波平台管制浪潮中遠遠落後。官員過去的藉口是網路為不管制場域，近來改口稱沒有外商的管轄權。但同樣親美的南韓，日前不僅通過《電信商業法》管制平台業者不可綁定支付系統，且因谷歌對三星的反壟斷行為開罰207億韓元。可見蔡政府不是不能，而是不為也！

NCC雖回應將參照澳洲模式，規範原生媒體與平台間的廣告分潤機制，事實查核基金會董事長胡元輝並主張「基金模式」，將平台的分潤收攏成基金，再透過申請補助方式分配給媒體。若「數位通訊傳播法」僅於此，則無法解決有害言論及青少年保護等問題。

而基金模式更像是政府的白手套，直接主導商業利益的分配，容易形成親親之殺，箝制言論自由。日前該基金會接受外商贊助，頗有試辦基金模式的味道，引人遐思，台灣似乎快要有媒體太上皇了！

（作者為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