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秀鳳（全民查假會社總編審、世新大學新聞助理教授）

今年記者節才剛過，卻又遇上了媒體朋友被辱罵的事件。9 月 4 日，台北地方法院開庭審理柯文哲案，現場有一名公視記者幫三立、民視記者拿麥克風，並同時以眼神和表情和自己的攝影搭檔溝通。

不料，卻被網紅自行解讀下標「綠媒打暗號不播」，透過社群媒體轉傳，導致該名記者遭網友群起肉搜、留言抨擊謾罵。雖然公視立即對 YouTube 平台提出檢舉並發佈聲明，強調「論斷文字與事實不符，傷害記者人格更傷害公視信譽」，但平台影片不動如山，網友謾罵亦未終止。

▲ 截至 9 月底為止，影片仍尚未下架。（圖／翻攝 YouTube）

時間再往前推，今年7月1日，北院約談彭振聲，開庭前彭振聲突聞妻子墜樓噩耗，民視一名女記者在飛機上訪問彭振聲時，被網友截圖疑似露齒微笑的畫面，同樣在社群媒體招致嚴厲抨擊。

隨著台灣政治對立嚴重，在直播鏡頭下，現在的記者，尤其是電視新聞記者，不只是提問內容是否恰當，就連採訪時的「表情」也動輒得咎。

數位浪潮下，記者在直播鏡頭前成為被即時評價的「表演者」

在數位媒體浪潮的席捲之下，新聞業的生態環境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劇變。傳統的傳播疆界已從報紙與電視，擴展至社群平台與線上直播，這不僅改變新聞的產製、傳播與接收模式，也重塑記者與閱聽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表面上，社群媒體為閱聽人提供多元的參與管道，讓公眾意見的表達更為便利；然而，這種看似民主化的傳播革命，卻也為第一線新聞工作者帶來嚴峻的挑戰——網路暴力、惡意攻擊與線上騷擾現象日益猖獗，對記者的身心健康與工作安全構成威脅。同時，社群直播的興起，改變新聞採訪的權力結構，記者不再只是資訊的傳遞者，更成為被大眾即時審視與評價的「表演者」。

▲ 台灣新聞工作者面臨網路惡意攻擊的現象相當普遍。（示意圖／翻攝 Pixel）

在 2025 年的調查〈威脅、騷擾、抨擊何時了？探究網友惡意攻擊對記者心理與工作的影響〉（註 4）提到，針對 769 名第一線文字記者及主播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台灣新聞工作者面臨網路惡意攻擊的現象相當普遍。

其中，最常見的是「威脅傷害個人」，約有 18.93% 的記者有時或經常遇到。開放式問項顯示，威脅內容包括：人身羞辱、揚言肉搜甚至登門拜訪、公開個人資料、學歷、社群網站，甚至有恐嚇提告或找黑道處理的狀況。

在網路騷擾方面，最普遍的是「被網友用社群軟體不斷私訊騷擾」，有  16.56% 的記者有時或經常遇到。騷擾形式還包括：不斷打電話、發送電子郵件，甚至來工作單位「站崗」，內容涉及不實投訴、要求認識或交朋友、容貌羞辱、色情騷擾，以及跟蹤恐嚇等。

▲ 人身羞辱、網路騷擾、惡意抨擊記者的情況時有所聞。（示意圖／翻攝 Pixel）

在惡意抨擊方面，這是最常見的攻擊類型，其中以「質疑新聞專業」（33.12% 有時或經常遇到）和「質疑意識形態」（32.25% 有時或經常遇到）比例最高。此外，「漫無目的地辱罵」（28.03%）及「報導被斷章取義遭網友集體『公審』」（22.02%）也相當普遍。這些抨擊常帶著強烈政治色彩，例如將媒體貼上「黨媒」、「紅媒」或「聯合重工」的標籤。

惡意攻擊層層滲透：心理壓力、自我審查與專業流失

這類攻擊對記者的影響是多層次的。首先是心理與情緒層面，研究發現，惡意抨擊對記者造成的心理壓力與負面情緒影響最強。這些情緒困擾不僅損害身心健康，更使記者對自己的工作產生懷疑，甚至產生離職意願。

其次是專業行為層面，網路惡意攻擊會導致記者在報導中產生自我審查行為。為了避免成為下一個被「出征」的目標，記者可能選擇迴避某些敏感或具爭議性的主題，或在報導措辭上變得保守。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記者騷擾與規訓的現象，在國際間也呈現類似趨勢，尤其對女性記者及報導特定敏感議題（如：政治、種族、性別）的記者而言，網路暴力更是一個嚴峻的現實。

▲ 新聞機構對記者的保護並不足夠。（示意圖／翻攝 Pixel）

研究顯示，新聞機構在保護記者個人方面存在不足，許多社群媒體政策往往更傾向於維護組織聲譽而非記者個人權益，使得記者在面對攻擊時顯得孤立無援。

前台鏡頭與後台騷擾：記者的應對策略與集體支持

如果直播現場是一個全景展示舞台的「前台」，那麼鏡頭外的場域就是「後台」。網友的即時參與雖被視為「第五權」，但其去脈絡化、情緒化和政治立場鮮明的評論，往往弱化記者質問與監督的角色，使記者面臨前台的規訓與後台的滲透騷擾。

當然，記者面對新聞採訪情境的改變，也不全然束手無策！

2024 年有研究（註 5）也提到，在前台，記者為了避免網友謾罵，會採取迂迴策略，修飾提問詞句，不敢臨場發揮，將問題「修」得更溫和。在後台，記者並未完全屈服，對於受訪者避答或實問虛答的問題，記者會在鏡頭外繼續追問，以獲取更多真實訊息。

面對前所未有的網路壓力，各媒體記者之間也會彼此打氣，對內相互安慰，對外共同「作戰」，這種集體力量成為記者重要的支持系統。

新聞產業困境疊加：低薪、低信任與高風險的職業試煉

新聞產業不景氣，比起 30 多年前，本人剛進新聞界時，差距相當大。新聞系學生入行起薪只有三萬出頭，時間長、壓力大，耗體力。一個「不小心」，還得承受被網暴的風險——更重要的是，社會地位與信任大不如前，這使得新聞產業缺工日益嚴重。

所謂黨政軍退出媒體後，並沒有讓媒體「完全中立」或「免於干預」，而是由財團、跨媒體集團，以及數位平台取而代之，媒體生態轉向「商業化」與「資本驅動」。

▲ 台灣大型民營媒體列表。（圖／翻攝公視 P# 實驗室）

當政治對立影響媒體立場，代為「受過」的往往是暴露在鏡頭下的第一線新聞工作者。

數位浪潮下、某種程度「身不由己」的記者如同在一個虛擬的競技場上，不僅要精準地投擲問題之球，更要時刻警惕來自觀眾席四面八方的「數位雜物」攻擊。正如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面對網友的攻擊，還是有大約四成的受訪記者表示「完全沒有」壓力，這可能與他們對多元言論的心理適應力較強有關。當

傳播場域變遷、仇視記者的氛圍已成，一名記者的心路歷程或許可以為這個逆境時代立下註解：「在這個時代你要當記者，盔甲就要穿得夠厚，如果無法承擔這種網路攻擊，那就代表你不適合這個行業。」

核稿／責任編輯：宋思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