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確認當選總統後，2024 總統大選可說是塵埃落定，亦記錄下了歷史新頁。尤其在民調學理上，更是擁有許多討論熱度。全民瘋統計的現象在去年 11 月，可說是風靡一時。

▲ 2024 總統大選，最終選舉結果。（圖／宋思彤 製表）

回顧總統選舉過程中，諸多與民調相關的政治事件，令讀者最有印象的莫過於 11 月藍白合的「統計誤差」爭議，甚至產生了「全民瘋統計」的社會現象；此外，屢次備受矚目的「內參民調」，也成為了選戰後期的焦點。

「看懂民調」專欄特別與 Podcast 節目《愛x 嘴x 長知識》合作，摘錄民調學者賴祥蔚教授的專訪內容，並討論民調抽樣的學理與分析。本文為下半篇，將以「民調方法論與亂象解讀」作為主軸，持續透過學者解析，帶領讀者進行深入的討論。

市話、手機方法論

隨著市話使用人口減少、手機覆蓋率高，近年來學界、民間也產生了「改用手機作為抽樣」的聲音，這次選舉的民調攻防戰中，也出現了類似的觀點。

「很多人的家裡根本沒有市話，或者根本就不接，甚至很難接觸到年輕人」，賴祥蔚點出大多數民眾的隱憂。

賴祥蔚指出，民調要準確的前提是必須「隨機抽樣」，意即每一個選民都有機會被抽中。有鑑於此，後來就有發展出以手機為底冊進行的民調抽樣。一路發展至今，現在的主流方法，是作一部份市話、一部份手機，再將兩者的結果相加。

「但這種主流做法其實是錯的。」賴祥蔚引用洪永泰教授的研究指出，做民調時必須把調查對象分為：只接市話者、只接手機者、兩者皆有者，這三種人獨立進行抽樣。現今只分為兩種的做法，會造成「重複調查」，造成結果上的不精確。

▲ 手機調查與市話調查。（圖／翻攝 Gadgetsin；示意畫面）

不過，三底冊的可行性與實際成效，仍有待討論。

賴祥蔚說明，以往坊間做市話民調，都是用中華電信的電話簿進行抽樣，但要如何知道這群人誰有手機、誰沒有手機？這在難度、成本上來講都相當高。

此外，在這次的選舉中，街頭民調也成為了討論焦點。有網紅走訪全台各縣市，透過親自詢問蒐集支持度數據，但結果卻與投票數大相徑庭。

「在民調學理中，隨機抽樣跟隨便抽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賴祥蔚解釋，走上街頭是看到人就問，但遇到的人群不一定跟選民結構完全相同，因此「街頭民調是趣味性比較高，如果準是運氣好，但不準確也是應該的」。

加權困難與透明公開

民調調查的過程中，除了要隨機抽樣外，在蒐集到齊全的樣本數後，還必須在年齡、性別、學歷、居住地區等變項進行調整，這就是所謂的「加權」。

「以市話比較難接觸到年輕人為例」，賴祥蔚解釋，如果年輕人佔總人口的 3 成，但在民調的抽樣結果中只佔 1 成，「最簡單的講法，會直接把年輕人的支持度乘以 3，就是所謂的加權」；並同時在其他變項中反覆加權調整，在性別、收入、居住、年齡比例都符合全台灣人口的結構，「這就是所謂的反覆加權」。

不過，加權真的萬無一失嗎？

在許多選舉前例都能發現，因為數字反覆加權，導致民調數字失真的狀況。舉例來說，若這 1 成被調查的年輕人都恰好是「少數意見」，結果卻被放大 3 倍來代表全體的年輕人口，支持度就很有可能遭到扭曲放大，造成民調結果的不精確。

▲ 柯文哲內參民調進行加權之數據。（圖／翻攝三立新聞網）

賴祥蔚建議，各家民調公司都要儘量公開你的加權公式，除了提供社會各界檢驗之外，也能藉此以召公信。透過公開加權公式、並在每次民調結果公布後反覆進行調整，「人家就會相信你是認真做的。」

除了加權方式透明化外，賴祥蔚也指出，一份標準的民調，其實有許多的「基本資訊」是應該要揭露的。

「最基本的，當然就是誰出錢的、誰執行的」，賴祥蔚表示，這牽涉到這一份民調的可信度，也可以回頭檢視這個民調機構，過去所發布的數據是否準確。

「此外，調查抽樣的方法、時間，甚至問卷的題目都應該公開，因為有時候題目的設計會引導結果」，賴祥蔚以詢問賴清德支持度為例，不同的題目陳述可能會導致選民選出不同的答案：

• 「民進黨近年執政深得人心，請問你是否支持賴清德？」

• 「民進黨執政以來弊案重重，請問你是否支持賴清德？」

只要在問句的前面加入一些「前提」，得到的結果可能就會大不相同，這也就是題目內容必須完整公開的必要性。賴祥蔚表示，其實詳細的公布細節，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3 條都有記載，「但目前多數業者都沒有真正完全落實」。

新聞媒體、貨比三家、政府介入

除了透過法律制定、民調機構自律雙管齊下，民眾還可以透過什麼方式，增加民調識讀的基礎功？

「其實能夠在第一層把關的，就是新聞媒體」，賴祥蔚說明，記者必須在報導中載明這些基本的資訊，才能夠讓民調經得起檢驗。但現在有些學校的新聞科系，並沒有教民調或傳播統計，導致記者出了業界後，不一定看得懂這些民調資訊。

▲ 新聞媒體可協助民調資訊透明化。（圖／Kaboompics；示意畫面）

賴祥蔚指出，民眾在參考民調數據時，也應該盡量「貨比三家」，或許有些民調會產生機構效應（意即某些機構做出來的數據，可能會比較偏向某個黨派），「那我們就試著找兩、三個老牌有名的機構來看、相互比較，就不會差太遠。」

此外，公權力也要適度介入。賴祥蔚認為，在《選罷法》中有「意圖使人不當選」的罪名，中選會必須防堵這類選舉操作的可能性。他建議，民調業者與學者共同成立協會，並授權公權力對民調執行方式，進行適度的抽查，「例如民調抽樣過程的錄音檔，這些必要的證據抽檢，我相信業者就不敢隨便做」。